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２日，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夏征农，致信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周扬，就文艺界“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和方兴未艾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汇报了上海的情况。在粉碎“四人帮”后真理与谬误的较量中，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前一个问题是文艺界拨乱反
夏征农致周扬信
周扬同志：
前次在北京见到你，看到你身体和精神都很健旺，非常高兴。
我从北京回来后，次日（七月一日）即到复旦大学上班。因系初到，一切都不熟悉；且复旦为“四人帮”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宣传和阴谋活动的重要据点，与北京“两校”可以并美；情况复杂，问题很多，干涉很广。虽然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了快两年，但改变不大，要搞好，确实很吃力。所以，我虽然早想给你写信，总是定不下心来。望见谅。
不久前，有同志告诉我：“文学评论”第二期发表了三篇关于“两个口号”论战的评论，有一篇点名批评了我，要我找来看看。我认为：“两个口号”论战的问题，是一个牵涉到对“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怎样评价问题，是“四人帮”颠倒历史借以打倒一大批老文艺工作者主要论据之一，必须搞搞清楚。因此，我看了“文学评论”第二期的有关三篇文章后，就想写一篇文章，提出我的看法，但因材料不足，我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不甚了了，只能就“文学评论”三篇文章提供的材料发表一点意见。于是就写成致“文学评论”编辑部的一封信。你阅后，如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就请转给“文学评论”编辑部。
关于上海有关社会科学战线的情况，我想告诉你这样两件事：
关于理论标准问题，上海各报，除转载“人民日报”的几篇文章外，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登载一条消息。听说，这是市委宣传部的意见：不表态。前些时候，且制止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允许讨论了。不知何故？
上海社会科学院和社联，本来原班人物俱在，可以立即恢复活动，但市委宣传部却要筹备重新建立，置那些老人于不顾，令人不解。如原院长兼党委书记李培南同志，身体很好，一直没有人同他谈过科学院的问题，前几天组织部找他谈话，要他到社联任副主任，实际上是挂一个名，把他推出科学院的门外，被他拒绝了。这两个组织，已经筹备了七八个月，还不知什么时候能成立，许多科学工作者都有意见。这样做，不管在政治上和工作上都是不利的。希望有关的上级领导能督促一下。
复旦大学的文科虽然备受“四人帮”的破坏，还是有相当的力量。我准备整顿一下，成立一个文科学术委员会，办一个“学报”，以推动科研工作的发展。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常给予指导，并寄我一些有关科研资料。
我身体精神都很好。 顺祝
你和你的夫人健安！向
乔木、默涵、梅益诸同志问好！
夏征农 ２／９
（徐按：从信的内容看，２日应为１２日之误）
夏征农与杨占升的“笔墨官司”
夏征农之所以要向周扬谈起关于“两个口号”争论评价的问题，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当时出版不久的《文学评论》的一篇文章“批评了”他。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评两个口号的论争》，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杨占升。
所谓“两个口号”，是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提出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前一个口号是当时在上海任中央文委书记的周扬提出来，后一个口号是时任中央特派员的冯雪峰提出、经鲁迅首肯后形成的。应当说，在当时反对日本侵略的大形势下，“两个口号”共同的目的是号召文艺界来推动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由于双方对形势的认识存在着分歧，其间又夹杂着一些宗派情绪（周扬和冯雪峰、胡风的对立），因而进行了一场争论。其后四十多年来，关于这场争论的评价，伴随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到“文革”揭幕之际，江青和林彪合谋炮制的《文艺座谈会纪要》，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污蔑为“文艺黑线”的源头，并将“国防文学”口号判定为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周扬为首的一大批成为“黑线人物”而遭到揪斗和关押。夏征农是“左联”后期的领导成员之一，主编《新认识》杂志，同时也是“国防文学”的拥护者，也成为“黑线人物”。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拨乱反正的首要任务，就是彻底推翻江青在《纪要》中对左翼文艺运动的污蔑，重新评价“两个口号”的争论；而对在高校工作的教师来说，更迫切的要求是，如何对学生讲授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为此，１９７７年底至１９７８年４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三校联合举行三次左翼文艺学术讨论会。在最后一次关于“两个口号论争”学术讨论会上，杨占升等几位教师宣读了自己的学术论文。会后，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陈荒煤，选定了观点不同的三篇文章，征得周扬同意，发表在《文学评论》１９７８年第２期上。杨占升的文章是其中之一。
杨占升文章的总体观点是，“两个口号”论争是路线性质的争论，“国防文学”口号同王明的“右倾思想的影响很有关系”，从“根本上抹杀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界限，取消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客观地说，作为学术探讨，杨占升的观点自有其理由，是否正确，本应另当别论，但是在１９７８年“乍暖还寒”的季节，承载着“四人帮”把“国防文学”的口号绑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上的颤栗的记忆，杨占升的观点哪怕再有说服力，也会引起一些人本能的反感，尤其是当年“国防文学”的倡议者和拥护者。更何况他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夏征农。夏征农在信中谈到这个问题，并给《文学评论》编辑部写信反驳，也就顺理成章了。
杨占升是这样“批评”夏征农的：
然而问题更严重的是在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以后，这种错误观点不但没有停止宣传，反而说得更厉害了。在夏征农主编的《新认识》第二期上发表了重要文章《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其中除对鲁迅批评国防文学的论点进行一一驳斥外，更加突出强调要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说什么在统一战线中“显然标明以最前进的革命势力为‘主体’，领导其他各派”的主张是“偏面的”，“我们应该更公正地号召：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并不是谁专有的，各派的斗士，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领导责任来。”……这能说不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吗？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不是属于某个个人的，而是该刊的“代表言论”，“是经过多数人讨论的”，是由该社“同人共同负责的”（见《新认识》第二期“每月论题”前言和《编辑室的话》）。还应该指出，当时文委成员之一，就是该杂志的编委。而周扬同志是当时文委的主要负责人，文艺界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没有给以公开的批评和纠正，这恐怕同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无关系吧？
夏征农对这样的说法并不认同，因而在９月１０日写下了一封五千字的“致‘文学评论’编辑部的”长信，随上引的那封信一同寄给周扬，对这种观点进行批驳。
在这封长信中，夏征农首先“对杨占升同志对待问题的态度”提出两点意见：
１、杨占升同志的文章是以夏征农主编的“新认识”第二期发表的“重要文章”“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作为当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言论加以批评的。我回想了一下：这篇文章确实很重要。据作者（也就是“新认识”的编委、文委成员之一）告诉我是经过文委讨论作为“两个口号”论战的总结的。我写了一个“后记”表示完全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文章不是我写的，也没有参加讨论。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也看中了这篇文章，硬说这篇文章是我写的，给我栽上“国防文学”的狂热鼓吹者和“围剿”鲁迅的罪名，在当时是无理可说的。现在，以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应该是说清楚的时候了。从杨占升同志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是知道“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产生的“内情”的。但是很奇怪，杨占升同志在指出这篇文章是更“明确”更“彻底”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之后，对该文的作者，当时文委成员之一，不置一词，对当时“文委主要负责人”、“文艺界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扬同志却仅仅认为负有“对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没有给予公开的批评和纠正”之责，反而特别强调“编辑室的话”，好像这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注定要有我这个主编来戴。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２、对于“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我当时是完全赞成的，我现在也不认为这是一篇代表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的文章。杨占升同志对这篇文章的批评，实有“先入为主”、“断章取义”之嫌。杨占升同志的批评，集中到两点：一是批评该文对鲁迅批评“国防文学”的论点一一加以批驳；一是批评该文“突出强调要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我查了一下原文。关于第一点，我认为该文对“两个口号”论战是采取和解态度的，并没有对鲁迅论点一一驳斥。比如，文章一开始就指出“论战双方都是忠实于同仇的大战斗，都是希望采取一个最有效的战略而不肯苟且敷衍的”。不仅没有批驳鲁迅先生，而且对鲁迅先生连同郭沫若、茅盾先生一起加以推崇，同时间接承认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该文对于有些问题，如“统一战线的目标问题”、“领导的问题”、“创作口号和中心主题问题”作了些解释，不能认为是驳斥而且也并不是专对鲁迅先生而发的。关于第二点，我认为该文并没有“更加突出强调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在“领导的问题”一节里该文首先指出：“最前进的革命势力，必然是统一战线的中心”，最后又说“在不妨碍统一战线的发展上，谁的工作努力，谁能最有效地把工作推进，谁就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谁也就可以发生领导的作用”。关于领导权问题，我想放在后面去说。在这里我只指出一点：杨占升同志不顾全文的意思，斩头去尾，只取其中有利于自己观点的几句话，给它戴上“更加突出强调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大帽子，这种文风我认为是不足取的。
随后，他列举了诸多材料，既否定了所谓的“路线之争”，也否定所谓“国防文学”放弃领导权的问题。
夏征农这封长信当然希望在《文学评论》发表，而周扬也的确转给了主持《文学评论》的陈荒煤，但是长信并没有发表。其原因是，陈荒煤收到稿子后，大约先给了编辑邓绍基。邓看完后给陈荒煤写了一封信：
荒煤同志：
关于“新认识”文章是文委“总结”，我看杨占升未必知道这个“内情”，所以他只批评该刊的“代表言论”。夏征农同志文中指责杨占升着重责备“编辑室的话”（也就是指责夏）不公平，这么说是否好？引申出来，那是否是只应责备周扬同志才对？只应责备《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作者才对？
所以，我想此文如发表，这二部分似不大合适（对夏征农同志也无好处）。是否着重谈不同意杨文对《新认识》文的解释并由此得出结论为好。不必节外生枝。
又，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一文是文委的总结，现在有关同志是否都同意这个说法？
邓绍基 ９月１×日 （徐按：信有日期的边角残）
看到这个意见后，陈荒煤大约也看了文章，他在９月１９日给周扬的一封信中写道：
夏征农文，我觉对杨占升的批评也可，但又觉无必要。刊物发表时已经说明，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总共才发了三篇，不必批。后面谈两个口号部分可发表，请阅后决定如何处理。
９月２６日，周扬的秘书露菲将夏征农的两封信以及邓绍基的意见装订起来，另附一说明：
夏征农同志来信和稿，荒煤同志看过，觉得“文评”刚发了三篇不同意见的文章就马上反驳，不好。此件暂存。
２０００年，夏征农在编自己的文集《我说了什么》时，找到了残存的这封长信的底稿，虽然后面缺了几页，但仍将其收入书中，可见，尽管时过境迁，他仍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值得留存。既如此，我根据长信原件将后面缺页部分补齐，为夏老文集再版时提供一个全本，也为有兴趣的研究者提供一点资料。
下面是续补的文字：
最后，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投降主义口号，是因为“国防文学”的阐述者，不提无产阶级的领导，甚至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以为，必须首先弄清以下几个情况：
１、这里所说的领导权，是指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说在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有一个同盟者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是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还是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这是毛主席在１９３７年抗日统一战线刚成立后，对全党发出的一个警告。但是“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提出时，抗日统一战线还没有形成，这时候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推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的建立，还不存在领导权的问题。
２、还有一个党内党外区别的问题。在抗日统一战线成立后，毛主席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和党在统一战线的领导作用，都是对党内说的，为了教育党员干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避免重犯１９２７年的错误。但在公开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中，都不提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问题，只提成立“国防政府”，颁发“共同纲领”等等。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还掌握着国家权力，它还戴着抗日联共的假面具，而我们革命的力量也还不足以制服敌人，这时候，你公开提出抗日统一战线要由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这不成了毛主席曾经讥讽过的三岁小孩子吗？“国防文学”的解释者，不公开提出领导权问题，只号召文艺界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是符合党的策略的，对推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有利的。有人会问：照这样说，鲁迅先生曾经公开提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不就错了吗？不，鲁迅是正确的。鲁迅先生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从什么角度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问题呢？是为了驳斥汪××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放弃阶级立场”是投降资产阶级谰言而提出来的，是从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来说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的。鲁迅说：“这个口号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这和公开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有什么相干呢？
３、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和无产阶级就不要发挥领导作用吗？要的！这是关系革命成败的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发挥领导作用，怎样才能取得领导权？对于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中曾经反复阐述过。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的各个阶段和实现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例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在当时的基本政治口号，由于这个口号代表着全国人民的要求和呼声，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起了政治指导作用。“国防文学”可以说是实现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的具体动员口号，得到了上海文艺界人士的普遍赞同，这就对文艺界的统一战线起了一定的政治指导作用。
第二，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保持对同盟者的批评权，保持党对人民革命的绝对领导权，发展壮大党组织和人民革命武装，这是统一战线的中心力量。有了这个中心力量，就能战胜同盟者的任何破坏阴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三，共产党员和革命军队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执行党提出的政治任务和各项工作任务总起模范作用。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第四，“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
党就是这样在统一战线中发挥政治领导作用，争取领导权的。
根据上述几条原则来研究“国防文学”的解释者是不是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还是拿“新认识”上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来说吧。这篇文章关于“领导权的问题”是这样说的：“最前进的革命势力必然是统一战线的中心……但是由于中国的环境特殊，一般人认识的程度的参差，我们不必把这一层强调地提出来，我们应该更公平地号召，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的。各派的斗士，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责任来。如果说得具体点，在不妨害统一战线的发展上，谁的工作努力，谁能更有效地使工作推进，谁就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谁也就可以发生领导作用。”如果不是断章取义，怎么能说这篇文章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所谓最前进的革命势力不就是指党和人民革命军――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吗？所谓领导权不是谁所专有的，要看谁的工作努力谁能更有效地推动工作前进，谁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谁就能发挥领导作用，不就是要求党员和革命文艺工作者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取得群众的信任，发挥在文艺界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吗？我认为“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帽子是不能戴到“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头上的。
这样说，当时上海党组织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不是就没有缺点或错误呢？我看还是有的。
“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解释者要求文艺工作者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我认为这种提法仍没有摆脱关门主义的影响。鲁迅先生的批评是对的。我同意鲁迅先生（还有郭沫若和茅盾）的提法：各派作家在“国防”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从“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和“两个口号”论战的开展，上海文委负责人对鲁迅先生表现很不尊重，这是宗派主义作怪。同时，冯雪峰奉中央委派从延安到上海后，不先同上海党组织商量，冒然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并被胡风所利用，这也是宗派主义作怪。宗派主义是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影响下长期形成的一个顽症。我认为“两个口号”的论战是带有浓厚的宗派主义色彩的。
解散“左翼作家联盟”是一个错误，统一战线还没有形成就放弃自己的阵地，这是右倾表现。但当时文委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看到苏联解散了“拉普”。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照搬照抄，其思想实质还是教条主义的流毒。
夏征农 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０日
夏征农在上海率先冲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禁区
夏征农信中谈到了上海市委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态度。虽然语言寥寥，却勾勒出上海市委在这场大讨论中的情况。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表面上看，是从学术层面上要解决一个理论是非问题，实质上，联系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的情况，以及“两个凡是”所设置的禁区，这篇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还是领袖的决策、“最高指示”？文章的锋芒直指“文革”十年所风行的个人迷信，直指华国锋所提出的“两个凡是”的治国方略。这也是这篇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等人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
正因为文章的指向十分明确，因而就引起了“凡是”派的不满。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认为，“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是“砍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但是，“凡是”派的言论，违背了大多数人迫切要求解决“文革”遗留问题、进行拨乱反正的强烈愿望。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肯定了这篇文章，并在随后的一系列讲话中，高度评价这篇文章对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意义。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席卷全国。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陆续发表谈话，支持这场大讨论。
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采取的是不支持的态度。《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后，上海的反映很强烈，不少单位纷纷展开讨论。可是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人却加以控制，在会上一再宣布：“中宣部不讲话我们不要动”，“不介入这场争论”。当然，在市委常委和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之间也有不同意见。有的同志在市委常委会上几次提出建议，上海要发表文章，但均遭拒绝，说什么中央没有文件，《光明日报》一篇文章怎么能算数。不仅如此，还交代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要看住上海的几张报纸；作了这样的规定，上海的报纸可以转载其他报纸的文章，不能自己组织文章。《文汇报》有９篇文章送审，都被压下了。后来又规定，５０００字以上的文章要送审。面对这种情况，《文汇报》的负责人马达等人在寻找机会冲破这些禁令。
正在这时，已到复旦大学担任党委书记的夏征农，在学校举办了党员干部读书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夏征农在动员报告中，讲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还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等等。《文汇报》记者根据夏的讲话写了报道，问夏征农能不能发表？夏说，为什么不能发？《文汇报》总编辑马达认为，这是冲破市委禁令的一个好机会。因为夏征农是一位有影响的老同志，发表后，如果来追问，就可以说是夏征农让发表的，估计他们不敢对夏征农怎么样。这样，《文汇报》就在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６日的第一版，发表了这篇报道。以后，为了不受５０００字以上的稿要送审的限制，《文汇报》的同志就把稿都压缩到５０００字以内发表。
《文汇报》对夏征农讲话的报道（同日报纸上还发表了专门谈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读马克思的一封信――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了上海报界的沉寂，成为在上海报纸上展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先声（参见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６月第二次印刷，第１５９页；《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文汇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冲破‘两个凡是’的藩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节）。
还应该提到的是，虽然夏征农的讲话和《文汇报》巧妙地冲破了禁区，上海市委党校、社联组织的几次讨论会和有些文章也见报了，但一些重要活动，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人都不出面。上海市委书记彭冲讲了一次话，也是在干部、群众一再提意见的情况下才讲了一次，但是旗帜不鲜明。一直到三中全会前，市委和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直采取控制的态度。
在这种大背景下，夏征农敢于让自己的讲话见报，马达借此机会冲破上海报界“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登载一条消息”的禁区，是需要具有见识和勇气的。
夏征农简介
夏征农，１９０４年生，原名正和，字子美，笔名征农，江西新建人。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８年任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１９２９年被捕入狱。出狱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秘书，１９３３年加入“左联”，是“左联”后期领导人之一。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苏中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１９７８年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１９７９年后任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曾任上海文联主席，《辞海》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顾委委员，十六大特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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